歲月匆匆，1989年畢業便離開重慶師大，轉眼已是二十九年，世事滄桑，我與母校也漸行漸遠。但在我記憶里，還留存著一片森林---母校足球場邊的夾竹桃。到了春天，它們爭相長出蓊郁滴翠的葉子，盛開一樹樹艷若桃李的鮮花，成為校園里最耀眼的景致。

    2017年12月15日，母校文學刊物《嘉陵潮》的編輯任中秋給我打來電話，擬采用我的短篇小說《三星月的女人》，我們就定下了會面的時間。2018年3月17日早上8點，我從江北黃泥塝出發，地鐵在跨越嘉陵江大橋時，我透過車窗，望見碧藍的江水，回味著與同學們在江邊野炊的往事，也想到很快見到久違的《嘉陵潮》雜志，心頭甚至涌起一陣莫名的興奮。九時左右，我走出了沙坪壩地鐵站臺，見時間尚早，便步行到了重師老校區。遠遠地看見熟悉的校門，看見在方形柱上郭沫若先生題寫的“重慶師范大學”幾個紅色大字，這就是天成路12號，我熟悉的母校。我的眼睛頓時有些濕潤，不自覺地加快腳步。

    進到校園，并無保安人員阻攔，卻在離大門不到一百米的大樓前，擺放著一頂帳篷，兩個物業服務員，在收停車費。我心里很納悶，這些人為何不守護校門卻守車庫？我悻悻地回頭，猛然間發現，校門在四周高大的城市建筑里，顯得格外渺小，與從前鶴立雞群的雄壯寬闊，有著巨大落差。這個曾經讓我心潮澎湃的標志性大門，此時，倒像一位蜷縮大都市一隅、步履蹣跚卻倔強地活著的老人，有些不合時宜，有些凄涼。原來，母校正在搬遷，新校區建在虎溪大學城。

    在中文系的辦公樓前，我駐足徘徊很久。“中文系”，母校響當當的專業，響當當的名字。遙想當年，我們都懷揣著《彷徨》《吶喊》，在這棟小樓進出，“憤青”似乎成為我們的代名詞。而此時，我看見的中文系樓墻上，雖然校訓“厚德、篤學、礪志、創新”醒目，卻已滿是灰塵蛛網，有的墻面脫落，明顯破舊，毫無格調與情調。但我仍然能觸摸到那段激情燃燒的青蔥歲月。

    經過“男生二舍”時，我想到的是母校的大寢室、大廁所、大教室和大食堂。這棟六層學生公寓就是大寢室，雖然留下歲月的屐痕，卻保持著他古樸的本色，這就是我曾經居住了四年的宿舍。在這棟普通得無法再普通的磚混房里，我們十幾個同學曾擠在一間屋子，沒有空調，一層樓共用一個大廁所兼浴室。多數同學窮得除了一大疊書籍外，只剩棉被和可憐的幾件換洗衣物。但我們很快樂，在這里，我們擁有過從鄉村到城市的第一次驚喜，有過徹夜不眠侃大山的暢快，還有偶爾邀請女生到寢室逗留一下的愜意。“男生二舍”，始終在我的心靈深處，無法撼動和抹去。

    嘉陵潮文學社，師大中文系學子的魂。2013年，為了向母校60華誕獻禮，1980-1989級中文系的學生們自發投稿，陳修元先生編輯出版了《人生突圍---八十年代大學生的集體記憶》一書，書中也碎片似的記載了嘉陵潮文學社。我于1985年10月考進母校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，當作家的夢驅使我加入到了嘉陵潮文學社。這個文學社成員主要是中文系學生，創辦了《嘉陵潮》，追求純文學的校園刊物。我還依稀記得，1984級的學長袁勤華，用蠟紙鋼板刻印出詩歌、散文匯集的報紙，然后奔走相告，分送各系，甚至像電影中的報童一樣到街上叫賣。而嘉陵潮文學社那間編輯部兼油印的辦公室，磁石一般，吸引著中文系的天之驕子們。在我看來，它就是時代的《挺進報》。

    我坐到足球場邊的黃葛樹下，企圖搜索一下母校在大腦里遁跡已久的信息。校門口的那條大道，是嘉陵潮文學社開辟的“文學之角”“演講之角”，常常聚集著一群慷慨激昂、侃侃而談的年輕人。而這偌大的足球場邊，原來是植滿夾竹桃的，茂盛的樹冠，儼然一片神秘的大森林。而喜歡鉆這片森林的大學生，多少都會有點故事。現在則是一排整整齊齊的黃葛樹，稀疏的枝丫，頎長樹干，光禿禿生冷的石階，一覽無余。沒有了遮掩，估計也就沒有了故事。

    就在這片森林里走出一屆又一屆的師范生，就在這片森林里，誕生了莫懷戚、羅偉章等一批優秀作家，有的還活躍于當今的文壇。

    中午十一點，我準時到達三峽廣場的金翠河，嘉陵潮文學社倪鵬、任中秋、張鵬相約見面的地方。我從任中秋手里接過《嘉陵潮》的那一刻，心突然地顫抖，我小心翼翼地展開，翻閱起來。二十九年了，我們分別得太久太久。我和倪鵬三位年輕編輯雖素未謀面，但彼此沒有陌生感，沒有代溝，因為我們是校友，是文青，同屬嘉陵潮人。我們談校園文學的困惑，談嘉陵潮的未來，當談到現代大學生的激情時，他們顯得有些灰心失意，眼光中流露出悵惘。但我卻在那三張略顯稚嫩的焦慮的臉上，讀到并未泯滅的希望。母校的莘莘學子，依然如我夢中的那片森林，正吐露新芽，釋放出春的訊息。